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社会孜孜追求的美好价值，提高民众福祉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也是政府的施政目标。幸福感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层面，幸福感有利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表明，幸福感的一个标准差的增长会提高大约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在政治层面，幸福感能提高民主支持率和亲市场的态度；[1]在社会层面，幸福感有助于构建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2]。反之，幸福感的下降则会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降低生活质量，并激发各类不稳定的因素和冲突意识。在已有文献中，以幸福感为因变量，探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众多研究表明，幸福感受到宏观经济、制度因素影响，也受到个人特征影响；在现代社会，媒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对人们的认知、态度、行为和情感发挥着重要影响，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知，也受到媒体建构的显著影响。
关于媒体对幸福感的影响形成了两种看法。看法之一是媒体使用会降低幸福感，有两种影响机制。其一是时间替代效应，普特南指出由于人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增多，导致社交活动时间减少而降低了幸福感；[3]其二是心理效应，媒体的长期使用会使人产生孤独、异化等情绪，不利于身心健康。[4]看法之二是媒体使用会提高幸福感，也有两种解释机制。一是需求满足效应，人们主动选择某类媒体并进行媒介接触是为了满足其特定需求，如使用互联网会丰富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由此提高幸福感。[5]二是观念建构效应，媒体是塑造社会认知和文化观念、实现社会整合增进社会共识的重要机制，如媒体接触会降低民众对物质收入的偏好而提高幸福感，[6]互联网使用会提高社会资本从而增强幸福感。[7]
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变化，电视作为传播主流价值和承载主流报道最主要的媒介，显然对民众观念、认知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进而会影响幸福感。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对幸福感的影响，少量讨论电视传播效果的文献主要聚焦于电视使用本身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电视影响观念和认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文献尚未形成。因此本文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电视使用对中国民众幸福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电视使用对观念的影响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量化研究发现，电视使用显著提高了民众的幸福感，作用机制在于一方面电视使用满足了民众的休闲和社交需求，另一方面电视使用通过培育民众的家国情怀，进而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幸福感影响因素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大致分为两个向度。其一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如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会显著提高个人幸福感；[8-9]而经济不平等、政府腐败和社会分化等则会降低幸福。[10]
其中经济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讨论最多也最为复杂：一类发现是经济发展与幸福感呈线性增长关系，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国家的国民幸福感水平更高；[11]另一类发现是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提高幸福感，如“伊斯特林悖论”[12]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会提高生活满意度，但这种效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逐渐减弱。[13]另外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等都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因此，幸福并不仅仅来自经济状况的满足，而是有更加丰富多元的来源。
其二，客观行为会影响幸福感，如积极参与社团和社会交往会增强幸福感。[14]在现代社会，媒体逐渐渗入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媒体使用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5]随着电视的大众化普及化，以及电视的休闲娱乐和社交功能逐渐释放，电视成为现代人释放压力、找寻快乐的重要平台。传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选择特定媒体并进行媒介接触是在媒介期待的基础上获得特定需求的过程。具体来看，电视使用带给人们的直接需求满足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电视满足了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电视因其丰富的节目形式和兼容开放的传播内容，使观众得以体验未知事物并实现与外界的连通，满足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电视的娱乐节目尤其是各类综艺节目，作为非艺术审美的娱乐形式，能够满足观众的情感和压力释放需求，成为人们疲惫生活的解压剂。[16]二是电视促进了人际互动和社会交际。区别于报纸、杂志等媒介，电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共享”和“普适”的特点，通过特有的画面共享和话题共享，电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家庭休闲形式出现，进而加强了人际沟通与互动；另外电视内容的普适性满足了大部分群体的需求，这种大众共享电视节目的经历为群体之间创造共同话语和社会交际发挥了重要作用。[17]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电视使用提高了民众幸福感
H2：电视使用通过满足民众的休闲娱乐和社交需求进而提高幸福感
(二)电视媒体、文化观念与幸福感
媒体对受众情感和行为的影响既存在直接作用也存在间接作用，[18]电视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包括电视带给民众直接需求的满足，还包括电视内容塑造民众文化观念从而影响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前者来自媒体的技术属性，强调个体在媒体使用中的主动性；后者则来自媒体的主动性，即媒体会塑造人们的观念认同，进而对人们心理感知产生影响。
建构社会事实和主观认知是媒体影响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19]在众多媒介形态中，电视因其丰富的信息量和趣味性而被大众广泛接受，看电视越多，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价值观就越有可能与电视世界里保持一致，[20]即使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也会受到电视广泛而强大的影响。[21]同时，不同于互联网上的繁杂信息，电视内容通常是后台专业人士有意地议程设置的结果，他们会强化对某些问题的报道来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22]经过对故事、事实和价值观的重复和强调，电视内容会塑造观众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并培养观众的文化价值观。[23]这其实是电视的基本功能，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电视是培养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24]其传递给受众的价值观对于实现社会教育和社会整合至关重要。[25]
相比于西方社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倾向于家庭取向，电视是大多数家庭主要的消遣方式，因此电视成为媒介宣传的首要形式，[26]其舆论引导和文化引领作用被高度重视，承担了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引领道德风尚的重要职能，其中，培育家国情怀是主要目标之一。家国情怀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其核心内涵是共同体意识，既涵盖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乡土观念，也包括传统伦理中的忠孝节义和修身养德等美好品格。[27]这种家国情怀的保有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价值和社会共识的影响，电视作为构筑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和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载体，对家国情怀的培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来看，电视对家国情怀的宣传和倡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其一，电视促进了观众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关注，并引发了观众对家国责任的思索和对家国情怀的广泛共鸣。中国市场化转型以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理解，强调国家应为个人服务、国家应以个人为导向等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中国的电视节目则对个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勇于担当时代责任的品质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正面宣传，并持续倡导个人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和个人要为国家前途和命运负责的价值取向。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孝道伦理中的反哺模式逐渐式微，侍奉终老的观念开始动摇，人们要求政府承担养老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28]电视节目对这种思潮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倡议孝道文化和亲情回归，主张个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很多电视节目展现了社会变迁背景下几代人之间以爱和孝为出发点的包容体贴和其乐融融的家庭团聚场景，[29]“孝行天下，共建和谐”的主题被反复强调，润物无声地传播了孝老敬老和对国家尽责的观念。在电视节目长期不懈的宣传倡导下，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个人的道德感和家国意识不断提升。[30]
其二，电视节目传递了家庭和睦的优良传统和对女性价值的尊重，促进了家国情怀的保有与传承。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呈多元化趋势，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对此，各类电视节目聚焦于家庭伦理和夫妻关系等题材，展现个体履行家庭责任和义务的传统文化魅力，这对弥合家庭分歧和促进家庭和谐幸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很多伦理类电视节目直切当下男女情感纠纷的社会热点，通过呈现各类情感冲突和情感撕扯引发的悲剧，直面市场经济冲击下人们情感世界的躁动和不安，并最终回归到对爱情忠贞和家庭和睦主题的歌颂，从而对当代人的心灵产生了强烈震颤和感染，使观众对家庭责任产生了更多的认同，婚姻忠诚和家庭和睦的价值观念得到升华。[31]另外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男尊女卑、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形象设定，电视积极倡导对女性价值的尊重，众多女性题材的优秀电视作品层出不穷，取悦男性为主的综艺陈规被逐渐放弃，在此过程中，男女平等观念越来越成了主流认知，也增强了女性的自信和自我社会角色认同。[32]
家国情怀作为一种特定社会文化下的价值理念，对人们的幸福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主观情绪，幸福感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33]不同文化传统的民众对幸福感和追求幸福的方式持有不同看法。[34]在欧美国家，民众更多地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主性，因而幸福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成就；[35]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则更强调社会交际，其幸福感主要依赖于积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实现，幸福被视为一种基于相互同情和支持的状态，并与儒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36]因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担当家国责任、实现良好的家庭关系、保有修身养性的美好品德等被认为能显著提高幸福感。[37]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电视使用会强化民众的家国情怀进而提高其幸福感。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5年数据。CGSS于2003年启动，是一个全国性和综合性的社会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设计，2015年的调查范围覆盖了478个村级单位和28个省级单位的户，样本量足以满足社会统计的要求。目前，2015年数据是CGSS对公众开放的最新调查。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幸福感，来自问卷A36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幸福吗?”受访者使用从1到5的评价等级，分别是“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含三组，其一为电视使用频率，问题来自A284题“过去一年，您对电视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答案包括“从不”到“非常频繁”共5个选项。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将电视使用频率设置为从1到5的有序变量，并作为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其次将其设置为不看电视和看电视的二分类变量，对结果进行比对。其二为媒介使用需求，包括两个变量：一是使用电视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为变量A284“电视使用情况”与变量A311“休息放松”的交互项；二是使用电视进行社交活动，为变量A284“电视使用情况”与变量A312“社交”的交互项。其三是刻画家国情怀的三组变量。一是养老观念。敬老孝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是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体现，更是个人积极担当国家责任的表现，该变量来自问卷A41题“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问题主要应该由谁负责”，答案处理为由“政府负责”“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以及“子女负责”3个选项。二是婚姻家庭观念，主要指个人的婚姻忠诚度和家庭责任感，来自问卷A39题，“您认为婚外性行为对不对”，答案由“总是不对的”到“完全是对的”共5个选项。三是性别平等观念，来自问卷A42-5题“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答案由“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共5个选项。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包含如下几组。首先是经济因素，用家庭年收入刻画，为了避免收入分配的偏差和极值的干扰，本文使用了收入对数。其次是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教育、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政治面貌和职业类型，其中职业变量分为八类，以民营企业员工为对照组。
(三)计量模型建构
本文对幸福感的衡量是基于从最低到最高的五分制评分系统，这五种选择不是相互独立，而是有序排列的。因此，本文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表1 变量与定义变量名变量定义均值/比例标准差被解释变量幸福感非常不幸福=1,非常幸福=5,从低到高有序渐进变化解释变量电视使用是否使用电视虚拟变量:不使用=0,使用=196.95-电视使用频率从不=1,非常频繁=闲暇偏好休闲娱乐从不=1,非常频繁=社交活动从不=1,非常频繁=家国情怀养老观念政府养老=1,共同养老=2,子女养老=婚姻家庭观念总不对=1,完全对=性别平等观念完全不同意=1,完全同意=控制变量收入受访者家庭收入的对数值教育受访者教育年限性别虚拟变量:女性=0,男性=146.81-年龄周岁50..898婚姻状况虚拟变量:未婚=0,已婚=178.12-户口虚拟变量:农村户口=0,城镇户口=143.53-政治面貌虚拟变量:非党员=0,党员=110.33-职业虚拟变量:D1(其他=0,民营企业=1,其他类同),D2体制内群体,D3自我雇佣,D4灵活就业,D5务农人员,D6学生,D7退休,D8残疾。以民营企业员工为基准项。--来源：笔者根据CGSS2015年数据自制
四、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一)关键变量分析
表2给出了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幸福感估计结果，模型1为以电视使用频率为关键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为以是否使用电视为关键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较不看电视的人，看电视的受访者幸福感更高；同时看电视越频繁的受访者，其幸福感更高。据此，本文关键假设1得到验证。此外，计量结果还表明，其他变量对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能显著提高幸福感；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幸福；相比女性，男性幸福感更高；年龄成U型效应，中间年龄群体更不幸福；另外，已婚群体和党员群体的幸福感更高。职业方面，以民营企业员工为对照组，自我雇佣者和学生幸福感更高，残疾群体幸福感更低，其他群体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另外，户口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户口对幸福感的多重影响之间相互抵消了，如城市户口虽然带来了收入的增加，但由此带来的更高比较群体也可能造成相对剥夺感而降低幸福感。
表2 电视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幸福感模型1模型2关键变量是否使用电视0.483???(0.066)电视使用频率0.102???(0.011)控制变量家庭收入0.057???(0.007)0.057???(0.007)教育0.016???(0.003)0.017???(0.003)性别0.090???(0.023)0.089???(0.023)年龄-0.048???(0.004)-0.045???(0.004)年龄平方0.001???(0.000)0.001???(0.000)婚姻0.274???(0.031)0.286???(0.031)户口-0.001(0.029)-0.000(0.029)党员0.153???(0.040)0.156???(0.040)体制内0.083(0.052)0.082(0.052)自我雇佣0.091?(0.044)0.095?(0.044)灵活就业-0.058(0.043)-0.044(0.043)农民0.080(0.043)0.093?(0.042)学生0.268???(0.095)0.263??(0.095)退休0.093(0.048)0.114?(0.048)残疾-0.490???(0.126)-0.458???(0.126)Log 括号内为标准误*p<0.05,**p<0.01,***p<0.001
(二)稳健检验
为了验证电视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检验。首先本文检验了因变量的稳健性。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与受访者的情绪密切相关，本文选取的幸福感替代变量来自问卷A17题，“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如何？”答案由“从不”到“总是”共5个选项。其次，本文对关键变量进行了稳健检验，以受访者家庭的电视数量替代电视使用频率。电视的数量基本能代表受访者对电视的偏好，进而反映出其对电视的依赖程度，故而可以作为刻画电视使用频率的替代变量，变量来自问卷E25题，“您家里一共有几台电视机？”同样，本文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了以上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表3中的模型1结果显示，在使用了幸福感替代变量后，电视使用频率对个人情绪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电视使用频率越高，个人心情越愉悦。表3模型2结果显示，电视数量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拥有电视数量越多的人，其幸福感越高。以上结果共同验证了电视使用增强幸福感的作用是稳健的。
表3 电视使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检验幸福感模型1(情绪)模型2(幸福感)关键变量电视使用频率0.094???(0.011)电视数量0.175???(0.036)控制变量控制控制N括号内为标准误*p<0.05,**p<0.01,***p<0.001
五、电视使用影响幸福感的机制分析
(一)需求满足视角下电视使用影响民众幸福感的机制分析
表4为需求满足视角下电视使用对幸福感的机制分析，其中分别以使用电视进行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作为关键变量，以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为基准项，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使用电视进行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电视使用与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的交互项在1‰水平下对受访者的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另外在加入交互项后，模型2中电视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开始变为不显著，模型3中电视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降低，表明电视使用影响幸福感受到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很好的调节。同时，从图1中可以看出，相较于不使用电视进行休闲活动的民众，使用电视进行休闲活动的受访者其幸福感更高。图2显示，相较于不使用电视进行社交活动的民众，使用电视进行社交活动的受访者其幸福感更高。因此，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
表4 休闲、社交作为电视影响幸福感的机制分析幸福感模型1模型2模型3电视使用频率0.102???(0.011)0.001(0.016)0.047???(0.014)电视使用?休闲娱乐0.027???(0.003)电视使用?社交活动0.018???(0.003)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N19括号内为标准误*p<0.05,**p<0.01,***p<0.001
图1 休闲娱乐调节电视使用与幸福感关系
图2 社交活动调节电视使用与幸福感关系
(二)文化观念视角下电视使用影响民众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家国情怀观念作为电视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本文根据Hayes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38]使用其基于SPSS开发的插件，选用Model4，以电视使用为自变量，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家国情怀作为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如Table2中的控制变量，置信区间设为95%，进行5000次重复抽样。
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在养老观念中，电视使用会增进民众敬老孝老观念，敬老孝老观念正向影响民众的幸福感。由于直接效应显著，可知电视使用通过培育民众家国责任感对民众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部分中介效应(β=0.0017，CI=[0.0004，0.0031])。在婚姻家庭观念中，电视使用会正向影响民众的婚姻家庭观，婚姻家庭观正向影响民众的幸福感。由于直接效应显著，可知电视使用通过增进民众的婚姻忠诚度对民众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部分中介作用(β=0.0019，CI=[0.0008，0.0032])。在性别平等观念中，电视使用会正向影响民众的性别平等观，性别平等观正向影响民众的幸福感。由于直接效应显著，可知电视使用通过增进民众的性别平等观念认同对民众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部分中介作用(β=0.0022，CI=[0.0010，0.0035])。以上结果共同表明电视使用通过培育民众的家国情怀观念进而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因此，本文假设3得到验证。另外，电视媒体对民众家国情怀的影响为部分中介效应，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的这种观念还受到社会传承、儿童社会化和学校教育等的影响。
表5 家国情怀观念作为电视影响幸福感的机制分析中介变量影响路径效用量(β)Boot SEBootstrapped CI养老观念中介效应0.001 70.000 70.000 4-0.003 1?电视媒体—养老观念0.018 60.006 80.005 2-0.031 7?养老观念—幸福感0.092 00.013 60.065 3-0.118 4?直接效应电视媒体—养老观念—幸福感0.072 80.008 20.056 8-0.088 8?婚姻家庭观念中介效应0.001 90.000 60.000 8-0.003 2?电视媒体—婚姻观念-0.030 40.007 2-0.044 4—-0.016 0?婚姻观念—幸福感-0.061 50.012 2-0.085 5—-0.037 9?直接效应电视媒体—婚姻观念—幸福感0.076 60.007 90.061 0-0.092 1?中介效应0.002 20.000 60.001 0-0.003 5?性别平等观念电视媒体—平等观念0.040 00.010 30.020 1-0.060 1?平等观念—幸福感0.054 20.008 80.036 9-0.071 9?直接效应电视媒体—平等观念—幸福感0.076 50.007 90.061 0-0.091 9?*indicates significance; Boot SE=bootstrapped standardized error; CI=confidence interval.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探讨了电视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发现。首先，电视使用能显著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其次，电视使用提高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在于电视使用满足了民众的休闲和社交需求。另外，本文的关键发现是，电视使用影响幸福感的深层作用机制在于电视使用能够培育民众的家国情怀进而提高民众的幸福感。
家国情怀强调个人对国家、对家庭的责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现代社会也是构建中国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纽带。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加强，传统价值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日趋弱化，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家国情怀逐渐被消解，对人们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不断减弱，长此以往这将带来中国社会的认同危机。而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主流媒体，电视不仅是人们获取讯息和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也是政府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在传承家国情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赋予了其新的时代意义。一方面，电视节目颂扬了孝道文化、家庭伦理和家庭和睦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面价值，激励观众履行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负面价值是对等级制、男尊女卑的推崇，[39]但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使用电视频率更高的受访者，他们的男女平等观念更强，中国的电视节目在方方面面倡导平等、和谐等现代价值观，这对观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超越了中国传统观念，赋予家国情怀以新内涵。另外，家庭养老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也是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的重要实践形式，在现代社会政府承担一定的养老责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电视传播激发人们更认同家庭的养老责任，这种认同一方面是担当对家庭的责任，同时也是担当对国家的责任。而且，电视节目所激发的家国情怀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这表明，民众选择推陈出新地传承家国情怀并不是来自某种“说教”，而是符合他们内心意愿的自觉选择，由此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家国情怀广泛传播的正向激励。因此，尽管现代化转型带来价值观的多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但电视节目对正面价值的倡导将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平稳转型，强化民众的中国文化共同体意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此外，面对新媒体崛起对传统电视媒体带来的挑战，电视媒体应继续发挥其权威性和公信力优势，在弘扬主流价值观和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巩固其自身影响力，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家国情怀氛围，让“修身齐家治国”的主旋律之声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提高民众幸福感，助力幸福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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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电视工程 网址: http://dsgc.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22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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